小麦的产量是村民最关心的事情，辛苦大半年，所有的成果都装在袋子里了，而所有的烦恼都表现在了脸上，之前的相互夸赞并不能解决肚子的问题，何止于此，连眼前的问题都逃避不了。
.种了一天玉米，村民们都很累，如果不是吃晚饭，可能倒头就睡了。刚吃过晚饭，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还没有把碗筷拿到厨房，就听到村组长吆喝“村中间集合开会”。其实，无需去开会，樊爱民也知道这次“会议精神”，还不是交公粮的事情！樊爱民的烦恼就在于此，去年因为盖房子，把所有的粮食都卖了，过年的时候还借了樊老爷子的粮食，这几天准备还呢。还有很多村民，没有什么技能，就靠种地生活，经过细心照料，庄稼也不错。可是，樊爱民要出去剃头，家里也没有养牲畜，平时也没时间照料，就靠那点人粪和尿素，粮食怎么能高产呢。粮食不高产就会产生很多问题，首先是肚子问题，一家老小总要吃饭吧；其次就是用钱的地方比较多，樊小义要上学，这也是比较关键的问题；还有村里的大事小事，红白事总得出点钱吧，要不然这些传统关系呢；还有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呢，有个头疼发热总还是要花钱的；不只这些，如果村里要搞摊派呢，听说秋后要通电，村民还需要出钱。总之，出钱的地方有很多，“进钱”的方式却很少。而粮食既能糊口，必要时也可以养家。
果不其然，村里开会就是为了交公粮的事。
.村组长说，玉米快种好了，公社里也开始催公粮了。公社就是乡镇，这是习惯称呼，我们小时候就一直这样称呼，后来改称为乡，再后来，乡里经济不错，改称镇。村组长对今年的交公粮的时间、要求以及不交公粮的处罚都作了说明。大部分村民都已经习惯了交公粮，即使不开会，有些村民也会去问村干部。但每年到这个时候，村干部是最繁忙的时候，别看我们村不大，但是因为交公粮总会产生一些事情，交的晚的，村干部一天几次去催，有些年纪大的人，连收麦都是别人帮忙，交公粮这样的“体力活”也让人头疼；还有一些产量低的，吃饭都勉强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谁又忍心一直去催呢，出于法理还是需要交公粮，出于人情呢？有法理在好像不能讲人情。那时候，我们的村干部总感觉低人一等，平时总是对人笑呵呵，生怕得罪人，毕竟都在一个村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了！既然当了村干部，得罪人似乎也在所难免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多帮忙，比如谁家有红白事，村干部就忙前忙后。村干部有两件事最得罪人，一是交公粮，二是计划生育。计划生育这件事确实让人捉摸不透，小时候国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，结果家里被罚的一干二净，连学都上不起；长大结婚了，国家又鼓励多生育，好多年的积蓄又要花到小孩身上。那个时候，农村家家户户都因计划生育被罚过，越穷越生，越生越穷，穷得很了就不怕罚了。每当计划生育小分队进村，家家户户闭门不出，反锁着门，他们砸锁入户，家里有牲畜牵牲畜，见什么拿什么拿走。.
张大成有姐妹五人，在我们这个年代算是比较多的家庭了，趁着小分队在其他人家里的时候，张大成的母亲把仅有的几床棉被搬到年老人的家里，吩咐张大成和他的姐姐妹妹们出去玩，还说：“不喊你千万别回家，”张大成的母亲抱着最小的女儿也准备避难，刚要迈出大门，便听到外边有嘈杂的声音，张大成的母亲顿时感觉事情不妙，抱着女儿立马往回返，家徒四壁，实在找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，最后躲在厨房内的柴火堆里。半分钟之后，小分队到了。院子里除了一个粪坑和一个压水井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踹开堂屋门，除了两道高粱杆编织的屏风、几张床、一个柜子、一张方桌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，接着就是西屋，麦囤里依然什么都没有。有人喊到厨房看看。张大成的母亲听得一清二楚，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，那个刚满一岁的小女儿吓得刚要哭出声，张大成的母亲立马用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，眼泪已经浸湿了张大成母亲的手，小女孩的身体扭捏着、颤抖着，与玉米杆摩擦着，发出了“呲呲”的声音，张大成的母亲把她抱得更紧了。小分队踹开厨房的门，里面黑乎乎的，没有任何声音，看到了离那扇小窗户最近的锅台、拉风箱、柴火堆；三十秒之后，小分队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厨房的黑暗，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案板、水缸。除了这些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上一次，小分队来的时候，拉走了两袋粮食，按照低于市场的价格冲了部分“超生罚款”，但这次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实在有点不甘心，拿起竹竿，戳烂了堂屋上的几块瓦片，便忿忿地离开了。过了大约半小时，张大成和姐姐、妹妹回来了，喊妈妈。这时，张大成的母亲抱着小女儿才从柴火堆里爬了出来，腿已经麻木了，小女儿也睡着了。走出厨房的刹那，张大成问妈妈怎么哭了。他母亲说里面太热了，都是汗。紧接着，张大成的母亲就冲着张大成的姐姐吼：“怎么带的弟弟妹妹，特意给你说我不喊你就不准回来。”张大成的姐姐感觉特别委屈，说：“我们回来看看你。他们已经离开咱村了。”张大成的母亲没有说话，嘴角颤抖一下，转过头，用袖口擦了擦脸。
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涉及计划生育的家庭没有不埋怨村干部的。纷纷说道：“都是村干部带的路，即使没有带路也是村干部指点的，要不然小分队怎么会知道我们家呢？”村干部委屈地说：“计划生育是咱国的基本国策，上头压的紧，没办法呀。”村民说：“俺也不懂啥是国策，你们当干部的能生，俺们就为啥不能生？”村干部低着头，无话可说。那时候的村干部也都是生了好几个，我们村的干部生了两个男孩、三个闺女。有的家庭为了躲避计划生育，举家南迁；有的妇女到娘家躲避个把月；还有的躲不过去的，就拿着农药瓶到村干部家，威胁村干部。整个村里因为计划生育的事情，弄得乌烟瘴气，影响干群团结，很多人见了村干部除了“哼”一声，连其他话都懒得说！但找村干部理论的大都是妇女，男人们相对来说都不好意思去说，生孩子这事毕竟都是男人们惹的祸。再说，都是成年人，吵来吵去，怕人笑话不说，以后共事的机会多着呢。后来镇里下发通知，凡是四十五岁以下超生的必须做绝育手术，也就是上环或结扎。其实，很多地区早就开始做这种手术了，而我们这里每个家庭基本至少有两个孩子，最多的有六七个，这种手术似乎做得晚了点。很多男人对这种手术产生了畏惧感，认为是切生殖器，很疼的，但又不忍心让女人去上环。后来，村干部带头做了结扎，当天就下了床，然后挨家挨户去游说。张大成的父亲鞋匠张有五个孩子，只有张大成自己是男孩，一直希望再生个男孩，所以十分不情愿做结扎。村干部劝说无效，小分队在晚上直奔他家，把他堵在屋里，说：“明天你必须去做结扎，否则让派出所过来抓人，不仅做结扎还得坐牢。”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确实经不住恐吓，第二天就乖乖地去了。回来之后，二十天没下床，鞋匠张说，都是小分队报复他，结扎的口子开的太大了！结扎做了，“计划外生育费”也得交，否则孩子上不了户口，上不了户口就上不了学。鞋匠张说，这些年就挣这点钱还不够交超生罚款。村里的很多家庭，包括木匠程以及樊爱民家都是这种情况，家里被罚得一干二净，后来有很多学生辍学也跟这事有很大的关系。时过境迁，再谈起这段历史，很多老年人也感慨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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